罗立群：观音题材小说的四种类型（观音题材小说的类型及演变之一）
张大千绘提鱼观音
观音信仰是中国社会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一直以来，学术界对观音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宗教研究，如楼宇烈《〈法华经〉与观世音信仰》、南怀瑾《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杨曾文《观音信仰的传入与流行》、郭绍林《论唐代的观音崇拜》、李利安《中国观音文化基本结构解析》、韩秉方《观世音信仰与妙善的传说》、孙修身、孙晓岗《从观音造型谈佛教的中国化》等。
也有学者从文学的角度展开研讨，如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夏广兴《观世音信仰与唐代文学》、江灿腾《观音信仰与佛教文学》等。
《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
从文学视角研究观音文化大多侧重小说文体，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整体上看，尚缺乏对观音题材小说的发展脉络、演变趋势的全面、系统研究，对观音信仰与小说创作的关联也缺乏深入分析，对观音形象的发展变化也没有认真探讨。
基于此，本文拟从小说类型、演变趋势和形象阐释的角度，对观音题材小说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
观音菩萨是大乘佛教济世思想的具体实践者。中土观音信仰的弘传是随着佛教观音经典的传入而兴起的。
依据文献，最早在中土流传的观音信仰是《法华经》中的“普门救苦观音”，随后是宣传西方净土教义的“净土观音”。唐代，佛教密宗传入中土，形象奇特、咒语神奇的“千手千眼观音”广为传播。
此外，以简明的文字高度概括大乘般若思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开篇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①经文称观音菩萨般若智慧，洞识诸法性空，具备解救一切苦难众生的本领。
《心经》体现了观音信仰中依持佛教义理教化众生的一面，即以般若智慧唤醒世间痴迷，度脱芸芸众生。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音信仰的核心是“现世他力救济”。在汉传佛教中，观音信仰既有古印度佛教的本色，又有中土佛教的增色，尤其融汇了民间理想，明代谢肇淛说：“佛氏之教，一味空寂而已。惟观音大士，慈悲众生，百方度世，亦犹孟子之与孔子也。”②
蒲松龄认为：“佛道中惟观自在，仙道中惟纯阳子，神道中惟伏魔帝，此三圣愿力宏大，欲普度三千世界，拔尽一切苦恼，以是故祥云宝马，常杂处人间，与人最近。”③
观音菩萨出世间不离世间的品性，无量神变与伟力，观音经典中奇妙的宗教玄想，生动简明的故事，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创作热情，从汉魏至晚清产生了大量观音题材的小说。
年画观音
观音题材小说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种类型小说呢？按照小说类型学的理论，类型小说是一组时间上具有一定历史延续、数量上形成一定规模、呈现出独特审美风貌并能在读者中产生相对稳定阅读期待和审美反应的小说集合体。只有具备相当的历史时段、稳定的形式和内涵样貌、并有一系列典范性作品的小说样式，才可以称做"类型小说"④。
以此标准衡量，涉及观音信仰的小说虽有历史延续，数量也不少，但其审美特征在不同时段显示出较大差异，也没有形成稳定的叙事模式和形态规范，因此不能视为“类型小说”。
尽管观音题材小说不属于类型小说，却也有着类型小说的“恒定因素”——观音信仰（虔诚皈依观音，观音会在危难时刻显灵），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观音题材小说的创作，使其成为内容有所关联、叙事手法接近的一类小说作品⑤。
邮票观音菩萨像
观音题材小说大致可以分四种类型：一是叙述观音菩萨现世救济灵验故事；二是描写观音菩萨出身修行证道经历；三是借观音信仰表达世俗理想和生活情趣；四是世俗与辅教纠缠相间。
《法华经》最初由竺法护译于晋太康七年（286年），此后汉译六次，全经二十八品中读诵、讲解、注疏最多的是《普门品》，有关观音灵验的传说及小说创作差不多与《普门品》同时流行于世，是最早描写观音信仰的文学作品。
观音灵验故事，先由僧侣宣扬，后播散于民间，人们争相传说，社会反响强烈，文人则加以记录整理。南北朝志怪小说集如《宣验记》、《冥祥记》、《冤魂志》等均有记载，《太平广记》也大量保存，而记录全面的是刘宋傅亮《光世音应验记》、刘宋张演《续光世音应验记》和萧齐陆杲《系观世音应验记》。
《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
三种《应验记》共有86个故事，文字长短不一。作者采用史书笔法，在每个故事开篇点明人物、时间、地点，或作者亲身经历，或记录别人见闻，在背景真实的框架下进行细节臆造。如《系观世音应验记》“释开达”条：
道人释开达，以晋隆安二年北上垄掘甘草。时羌中大饿，皆捕生口食之。开达为羌所得，闭置栅里，以择食等伴肥者，次当见及。开达本谙《观世音经》，既急，一心归命。恒潜讽诵，日夜不息。羌食栅人渐欲就尽。惟余开达与一小儿，以拟明日当食之。开达急，夜诵经，系心特苦。垂欲成晓，羌来取之。开达临急愈至，犹望一感。忽然见有大虎丛草趋出，跳距大叫，诸羌一时怖走。虎因栅作一小穴，足得通人，便去。开达仍将小儿走出，逃叛得归⑥ 。
小说以羌中饥荒，捕食百姓的真实历史为背景，释开达遭遇灾难真实可信，在真实可信的背景中，叙述者开始细节臆造——危急关头，观音施展法力，猛虎跳出救人。这细节描述不是作者的创作虚构，而是记录“实事”。
元代青花五彩麒麟纹观音立像
作者记录“实事”时有着强烈的宗教体验和信仰，正如鲁迅所言：“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因此，鲁迅将这类小说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认为其作用在于“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⑦
在宣传宗教的“实事记录”创作法则下，这些灵验故事情节公式化，叙述类型化，人物概念化。
小说中的人名、事件、时间和地点作为“可变因素”可以变换：如晋元康年间，竺长舒家居洛阳，遭遇火灾；晋太元年间，徐义在野外被乱军捕获；刘宋孝建年间，费淹坐船赴任遭遇风浪等。而小说中的“恒定因素”（虔诚信仰观音、终于获救）不会发生变化。
丁观鹏绘送子观音
于是，六朝观音灵验小说的基本情节模式可分为三段式：遭难——信仰——获救。在这一叙事模式中，人物毫无个性可言，所遇灾难也大多雷同，但叙述者为了表现宗教的震撼人心的威慑力，叙述中采用夸张和对比手法，使主人公灾难深重，陷入绝望，此时，情节突然逆转，主人公意想不到地获得观音菩萨救助，绝境逢生，产生强烈的反差效果。
灾难越深重，情势越危急，观音的无边法力就越凸显，而这一切都决定于主人公是否虔诚皈依，宗教信仰因此就表现出强烈感染力。
六朝以后，描写观音灵验的小说仍不断被搜集整理或重新创作，如僧侣著作《法苑珠林》《辨证论》《高僧传》，文人作品《广异记》《异物志》《报应录》《夷坚志》《子不语》《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均有描述。
《聊斋志异》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观音灵验故事表现出的报应观念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是不相符的。中国传统的报应观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⑧，主张“天道福善祸淫”⑨。
而在观音灵验小说中，中国传统的善恶伦理观根本不起作用，起决定因素的是主人公的宗教虔诚程度。信仰坚定与否决定人物的命运，只要虔诚皈依，哪怕是恶人，一样可以得到观音菩萨的救护。如此描写与大乘佛教宣扬的众生平等，人人均可获得解脱的佛性观是一致的。
有关观音菩萨出身修行证道的传说，是观音小说反复表现的另一类重要题材。与观音灵验小说的内容不同，此类小说主要叙述观音本人虔诚修道、终成正果的经历。
《香山大悲菩萨传》
北宋年间蒋之奇根据传说润色加工撰成《香山大悲菩萨传》，叙述千手千眼观音修道缘起。此传由蔡京书写，刻文碑上，竖立在汝州香山寺，后经战火损坏，只剩下不完整的残碑。2008年，此残碑拓片经与北大图书馆馆藏的完整的碑文拓片相比较，重新整理成为完璧，流传于世。
传文大体是说过去国庄王三女儿妙善，虔诚修道，为救父疾，献出自己的手眼，最终化身千手千眼观音，而香山即大悲观音成道之地。至元代，赵魏公夫人管道升据此撰成《观世音菩萨传略》。
此外，卷首题记“宋崇宁二年天竺寺普明禅师编撰”的《香山宝卷》也是表现大悲观音本缘故事。宝卷是我国民间的一种说唱文学形式，由唐代俗讲变文发展而来，在明清两代广为流行。
《香山宝卷》
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曾对《香山宝卷》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作品“描写一个女子坚心向道，历经苦难，百折不回，具有殉教的最崇高的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⑩。
南宋朱弁《曲洧旧闻》曾记载此事。至元代，赵魏公夫人管道升据此撰成《观世音菩萨传略》。
明代朱鼎臣据此传说故事，撰写了章回小说《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将观音修道地点从香山改成南海，情节上又多有发挥，增加了点化善才、龙女故事，以及平妖护国救民等神魔内容。
《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
清代曼陀罗室主人编写了《观音菩萨传奇》，亦写观音出身修道、普度众生之事，小说舍弃了断手抉眼救父疾的内容，时间提前到周朝末年，地点则是西方兴林国，观音最终成道地仍是南海普陀山。清末民初又有江村著述的《观音得道》。
描写观音出身修行证道的文学作品，基本脱离了佛教经典的格局，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土特产品。
作品内容顺应中土信众的文化心理，将观音菩萨的籍贯从古印度搬到中国，为这位外国神祗安上了中国国籍，并在其修行证道的过程中，把佛教普度众生的教义与中土孝道伦理结合起来，按照中国伦理文化去解释观音产生千手千眼奇特外形的本源，巧妙地融合儒释观念，使观音成为中土信众乐于接受的遵循孝道伦理的典型11。
明宣德铜鎏金观音菩萨像
还有一类观音题材小说，在观音信仰的外包装下，作者按照世俗的意愿自由地发挥想象，从而表达出民众自身的世俗理想、生活情趣以及社会道德观念。
《拍案惊奇》二十四卷“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是一篇颇为有趣的小说。叙仇氏夫妇，年登四十，并无子嗣，由于乐善好施，虔诚供奉观音，生得一女，取名夜珠。会骸山中妖猴依持法术，强抢夜珠并众妇女，夜珠及仇氏夫妇祈祷观音，于是大士显灵，诛杀妖猴，救出一干女子。
小说虽以仇氏夫妇礼拜观音得庇护为线索，但情节发展中包含了公案、才子佳人、女子贞烈、男士豪侠等种种奇情异事，实为一篇内容庞杂的小说。而观音显灵、诛杀妖猴的情节描写，则把观音的身份从救苦救难的菩萨扩展为斩妖除恶的剑侠，表现出浓郁的世俗情趣与社会伦理道德评判。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瞳人语》篇，叙长安人方栋有才名，行为放荡，不拘礼节，经常在郊外尾随美丽女子。一日，见一辆小车内有美貌女郎，便“或前或后，从驰数里”，惹怒女郎侍婢，怒斥道：“这是芙蓉城主，秀才怎能如此无礼！”更掬土扬灰，使方栋目眯难开。方栋回家后，眼中生出小翳，竟致双目失明。方栋深自忏悔，念诵光明经。一年后，左眼重见光明。
小说结尾道：“芙蓉城主，不知何神，其菩萨现身耶？”吕湛恩于此注曰：“南无清凉宝山白衣自在观世音菩萨现身。”
此篇小说写观音化现人间，薄惩淫徒，当犯戒者改过自悔，一心念佛，又为其解除厄难。但评曰：“此一则勉人改过也。”何评曰：“此则罚淫。与《论语》首论为学孝弟，即继以戒巧言令色意同。”12此篇观音菩萨现身人间，不是为百姓救苦救难，而是以世俗社会的道德标准考察世人，惩治顽劣。
《阅微草堂笔记》
《聊斋志异·菱角》叙观音促成人间美满婚姻；《子不语·刘刺史奇梦》讲述观音菩萨为世间凡人剔除恶魂，使人心向善。《阅微草堂笔记》卷三“沧州董氏”条，写观音给沧州董氏托梦，嘱其不用供观音像，多救济寺外灾民，“功德胜供我十倍也”，表现出救贫济穷的仁爱之道。
此类小说借观音信仰叙人间趣事，依循世俗社会伦理道德予以褒贬，生活气息浓厚，宗教观念较为淡薄。
世俗与辅教紧密纠缠类型的作品以《西游记》为代表。《西游记》是一部宗教理念与世俗情趣交融互动的小说，一方面它有着明确的宗教背景，充斥着大量的宗教性术语，文本叙述中形成了具有宗教倾向的主旨意蕴；另一方面，作者的宗教态度并不恭敬，对佛教道教时常讥讽，字里行间饱含着浓郁的文人情怀与民间气息，其诙谐嘲讽的笔意不时地消解宗教的庄严。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
观音菩萨是《西游记》中的重要角色，她是取经事业的策划者、组织者与实际操控者，对小说的情节框架、基本主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游记》可以说是传播观音信仰的小说。
此书对观音信仰和观音形象的描述，义理与奇幻融合，庄严与幽默杂陈，“既包涵特定的宗教和哲学思想，也不乏社会批判意识和人文情怀，更具有浓郁的大众趣味和质朴气息”13。
值得注意的是，在观音题材小说中，有些作品借写观音信仰破俚俗流传之妄，传递出一种怀疑、否定的信息。
唐代小说《辩疑志·双圣灯》写长安城南灵母谷灵应台上有一塔，塔中有观音铁像，“众传观世音菩萨曾现身于此台，又说塔铁像常见身光，长安市人流俗之辈，争往礼谒”。
剪纸观音法相
大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俗众齐聚台上礼念，近塔西南方突现双圣灯。一六军健卒口念观世音名号，“步步趋圣灯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见者乃是虎目也”14。小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唐代长安百姓对观音信仰的迷狂，同时，对这种狂热的迷信进行了无情的嘲弄。
类似作品如《子不语·狐仙冒充观音》，《阅微草堂笔记》卷九“悍妇虐待翁姑”条等，都以讥嘲的笔法透露出对观音信仰的怀疑心态。
①《中华大藏经》（8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85页。
②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明代小说大观》（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8-1819页。
③蒲松龄著，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聊斋文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④参阅葛红兵、肖青峰:《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实践——小说类型学研究提纲》，《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⑤弗•普罗普（V.Proup）在对童话故事形态进行研究时，提出“恒定因素”与“可变因素”，认为前者维持了童话故事的基本形态，是恒定不变的，后者则可以出现相应的变化。参阅弗•普罗普《神奇故事的转化》，《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⑥、29、30董志翘译注:《观世音应验记三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153页，第101页，第103页，第41页，第53页。
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第54页。
⑧《周易·坤·文言》，《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第19页。
⑨《尚书·汤诰》，《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第162页。
⑩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39页。
11依据《千手千眼观世音陀罗尼经》，观音现千手千眼之身是利乐众生宏愿所致，而在观音修行证道小说中，观音为了疗救父疾，献出手眼，以致遍生千手千眼。小说的孝道伦理观十分明显。
12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第12-13页。
13李剑国、陈洪主编：《中国小说通史·明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4页。
14《太平广记》卷289，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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